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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画兰 推荐 陈郁收藏的学者底色:从书画扇面到金石碑帖

2017-07-16

  孙行之

  [收藏多年来,陈郁找到一条线索就会探究到底,得出一项结论之前,会寻找更多文献作为佐证。为了查一个人、一首诗的出处,他寻遍相关典籍]

  1990年代,苏富比与佳士得刚刚开始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处,而本土拍卖行还处于萌芽阶段。颇有前瞻眼光的《现代市场经济周刊》杂志推出了一期关于拍卖的封面故事。现年90多岁的古董商张宗宪是当年的受访者之一。

  当时参与策划这个选题的是《现代市场经济周刊》副总编辑陈郁。曾是一名经济学学者,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,27岁就成了上海社科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副研究员。1980年代末,他翻译、出版了罗纳德·科斯的《企业、市场与法律》以及道格拉斯·诺思的《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》。这两位经济学家之后分别在1991年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。

  直到现在,陈郁还记得诺思通过邮政信件给他和同事寄来的“中译版序”中,那些用老式铁壳手工键盘打字机打印的文字:“历史是至关重要的(historymatters)。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。”就像他不会忘记:1980年代的北大校园里,著名的“五四诗社”以及讲堂里往来过江之鲫般的著名艺术家和美术史家。

  小时候学习西画的经历以及大学的熏陶,让陈郁很快对艺术品拍卖萌生兴趣。1980年代,他在朋友的影响下收藏了不少织绣。1990年中期,陈郁辞去公职,“把户口揣在了自己的口袋里”。拍卖行是当时最吸引他的地方。这种选择既是出于对艺术的兴趣,也夹杂着理性的考量:“我当时的考虑很简单,拍卖在当时是一个新兴市场,介入这样的市场,总是越早越好。”他对第一财经说。

  文人气

  在正式购藏之前,陈郁“看了两年热闹”。当时,中国书画在整个艺术品拍卖的经营范围中是绝对的主流。陈郁也是从中国书画开始收藏。除了自己收藏,他还帮一家机构购买书画。他记得,当时在朵云轩拍卖公司,一件李可染的《牧童与牛》的落槌价是11万,远远高于5万元的市场价,因为这幅作品有齐白石的款识,是他让李可染画给杨啸天将军的。

  从近现代书画进入古代书画的收藏领域,是当时大多数藏家走过的道路。而陈郁的特点在于:他的收藏偏向文人气和艺术价值。比如,他从未购过一件清代宫廷绘画,这倒不是他不认可这些画的价值,只是在他心中,自有一根标尺:传统文人的审美取向。“(清代宫廷绘画)这类作品在民国时期都是张伯驹这些大藏家不玩的东西。”

  2013年,“嘉树堂藏明人扇面书画展”在龙美术馆开幕。这199张扇面几乎囊括了所有吴门画派名家,包括沈周、吴宽、王鏊、祝枝山、文徵明、董其昌。这也是经过10多年收藏后,陈郁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藏品。他曾经在拍卖行拍下大量书画,其中有些作品是受机构所托购买。这些明代扇面则是他一段时间心情和审美取向的记录。“超过了《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》所记载的瑛兰坡的收藏,甚至放在小万柳堂明清两朝书画扇中也不假多让。”艺术史学者范景中这样评价陈郁的这批收藏。

  为了纪念这次展览,陈郁还将这些扇面辑录起来,印制了300套《嘉树堂藏明人扇面书画集》,分送友人。“讲难听点叫曲高和寡,说好听点是三五个朋友在一起玩玩,没必要搞得像畅销书,一下子印那么多。”他说。

  购藏、书写、探访

  相比于书画,扇面是一个小众的门类。“当时,我喜欢小中见大的东西。也就是说在方寸之间能够见到大的景象和格局。”忆及当年集腋成裘收集扇面的经历,他这样对第一财经说。“扇面虽小,但并不比立轴差,它精啊。而且它比例难画,随着扇面的弧度,透视点就不断地变化,不但是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,它还不断在变化。好玩,这两个字,就是我个人收藏的乐趣所在。”

  明人扇面之“好玩”还不光在扇面上的构图,让陈郁感兴趣的还有明朝文人高迈的精神世界及风雅的往来酬唱。这其中,有些人并不是文徵明、董其昌这样的大名头,却有趣、少见,通过翻阅典籍摸索它们的来龙去脉,这能给人以发现的快乐。

  比如,他的收藏中有一件明代正德年间户部尚书王鏊所写的“七言诗扇页”,为2009年在北京匡时竞得。扇面上有这样一首诗:“天王出震万方新,草莽还能念老臣。浩钧紫泥衔凤嘴,服裁文绮换饯鳞。未嫌五马归朝趣,且喜双鱼入馔频。衰病自怜无补报,寸忠还仗达枫宸”。拍场上,这件作品竞拍激烈,他的考虑是:“王鏊书迹少见,此帧扇页开门见山,很难得。”经过几轮竞价,陈郁竞得这件扇面。之后,他在《cans艺术新闻》的专栏中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:“满心欢喜,甚为雀跃。”

  此事还有下文。4年以后的一个夏天,陈郁在家整理古籍,偶然翻到《王文恪公全集》,在第八卷中,他看到了王鏊那件扇面上的诗。在将两者对比之后,他发现扇面手迹的释文与旧时刻本不同。他进行了整理,又梳理了《太原家谱》、《吴郡名贤图传赞》《续书史会要》《王文恪公传》等书籍,将王鏊写作此诗的来龙去脉一一钩沉。2014年夏天,陈郁又去苏州寻访了王鏊故居惠和堂。踏足明代青石板小路,看到了纪念王鏊科举考试的牌楼。相比于中国历史对书画家们的讲述,陈郁认为,西方社会艺术史的微观探讨能带来更为深刻和丰富的了解。“当今艺术的微观社会学研究,已打开眼界,放开手脚,为我们全面了解这些能书善画的文人带来了可能。王鏊亦可作如是观,这是我读此扇页后的感受。”他在《王鏊,在嘉靖元年》一文中写道。

  这种搜尽典籍探寻藏品内在奥秘的事,在陈郁的收藏过程中比比皆是。往往在收藏一件作品之后,他会查阅书籍,并尽可能到当地探访。“购买、写作和游玩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。”对他而言,许多书画,比如张大千作品,只要钱多肯定能够买到;有些作品虽然不那么有名,但少见、有趣,能够给他发现的快感和智性上的愉悦,这也是让他极为满足的。

  收藏多年,在思考方式上,陈郁保留着学者的底色。比如,他找到一条线索就会探究到底,得出一项结论之前会寻找更多文献作为佐证。他的公寓似乎是一座书籍堆积的小城堡,除了墙上的书架,它们还依次占领了书桌、茶几,以及墙角。为了查一个人、一首诗的出处,他要寻找相关典籍;为了外出游历,他也会买许多地方志阅读。2014年,他为《cans艺术新闻》写了一年的专栏,其中的10篇文章将被他收录在一本小册子《读箑小记》中。“收藏也是丰富自己,逼着自己去读书,现在这个年代不像以前的填鸭式,要从感性出发。”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。

  读懂碑帖

  随着收藏经验的堆积以及书籍的热爱,2007年以后,陈郁的志趣转向金石碑帖。这个门类不仅小众,而且鉴别繁难,更需要深厚的知识储备。清代乾嘉学派兴起之后,至晚清,金石碑帖的收藏又至一高峰。晚清大藏家吴大澂就是一位集大成者。“收藏书画的过程中,我们发现历史上的书画大家对金石碑帖是顶礼膜拜的,赵之谦就很强调临摹碑帖,他的艺术成就也是得益于此。”陈郁说。收藏碑帖之后,他还去山东访碑,行走途中,写了一本厚厚的日记。陈郁的收藏一直在大众与小众之间游走,在他心目中,历朝历代,金石碑帖的分量都是远超书画的。“当然我知道这很高深,也愿意接受挑战。后来越卖越多,开始深入学习和研究。”他说。

  “有些观念是藏在心里的,遇到事情了,就会反映出来。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,也是自然的,并没有想很多,有时候道理越朴素越好。如果做一件事情需要很多理由的话,我会怀疑,自己应不应该去做。”说到收藏路上的几次转向,陈郁说。

  2007年至今,陈郁收藏的碑帖已有数百种。今年,他应上海书画出版社之邀编著了《嘉树堂碑帖录》,收录近90种碑帖,包括隋元公暨夫人姬氏墓志、东汉三老讳字忌日记、金沂州普照寺碑、晋爨宝子碑等。碑帖之外,陈郁今年购藏的《宝印斋印式》(汪关印谱)两册颇引人注目。汪关是晚明最杰出的篆刻家之一,明朝人身前编订的印谱本就稀少。而汪关印谱存印数量颇多。“据上海博物馆孙慰祖的研究:汪关当时制作了20部印谱,目前所见,存世仅余四五部,其间,剔除重复,约收录1000方印章。这本印谱也使得汪关成为明代印人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。”陈郁说。如很多重要印谱一样,这部汪关印谱也是回流自日本。

  陈郁毕业于北大经济系,为了读懂自己的收藏,2010年客居北京期间,他到北大历史系做旁听生。“做学术研究要科班出身,我不过就是去买一件东西,买了以后想怎么来读懂它。”

  “刚刚开始收藏碑帖的时候,也没有想过要辑录成书。生在这个时代的幸运在于:有了公开交易市场,信息也更加通畅,我们能够隔一段时间就见到一批好东西。”他希望用原大影印的方式让更多人看到这批碑帖。在他看来,古人辑录碑帖只有名目和简介,现代技术使得这些文物能够以更为全息的面目流传于世。

  “子孙永保”这常常是古代帝王和大藏家收藏用印的印文,蕴含着古人将珍爱之物传之久远的心愿。陈郁说:“我们都是临时保管员。藏之名山,不如分享于当世。”当年,朱家溍家族将家藏碑帖捐献给故宫博物院,启功受朱家后人之邀为书籍撰写前言,其中就提到:对这些碑帖最好的保护就是将之影印出版。陈郁告诉第一财经,启功的这番话对他影响很大。“穷尽一生,哪怕几辈子,我也不可能把这些藏品进行深入和广泛的研究。将这些资料分享出来,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有方式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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